Z先生的两次分析科胡特翻译：付林涛摘要正如我一开始就说过的，先前的报告只是为了强调这样一个观点：自体心理学对临床工作有极大的帮助，它使得我们能够理解意义，或理解意义的重要性，前者不是由我们得出的结论，至少不是有意识这样做的。本文不是关于自体心理学的一篇理论的报告——理论部分会在别的地方阐述。为了帮助读者理解，我附上一份关于Z先生的精神病理学的概要，这是我在他的两次分析中所理解到的部分。至于其他内容，我希望让案例本身来说话。引言尽管精神分析的自体心理学只走过了十多年的历程，但它的发展已经到了这样一个时候：有些人希望对它有透彻的理解，有些人把新的概念应用于他们的临床实践和研究工作，有些人正认真地试图学习关于它的新的内容，并希望对它做出一个明智的判断，为了对这些同事有所助益，我们需要对理论上的结果做一个概述，并证明这些结果在我们的临床工作中的效用。首先，关于理论洞见的简要陈述已经发表在本期杂志上；其次，关于这些新观点的临床效用的资料已经收集在《自体心理学案例报告》一书中。当然，本文的案例报告属于后面一种情形，其目的是说明在临床工作中相关的新的精神分析洞见。前面提到过的概要中有两点使得我选择了这个特殊的案例：第一，Z先生的人格很清楚地表明了自体心理学的解释的力量。第二，更确切的原因是，Z先生的分析分为两个阶段进行，每个阶段的设定是一周做五次分析，持续大约四年，中间有一个大约五年半的间隔期。在第一阶段的分析中，我完全从经典精神分析的角度来看待分析材料。但在第二阶段开始时，我正在撰写《自恋的形式与转换》，而到结束时，我正深深沉浸在《自体的分析》的写作中。所以，第二阶段与我当时的工作状态一致，我那时正在开始检视一个新的框架——即一个新的角度，简单来说，这个新的角度让我能去觉察意义，或者说觉察意义的重要性，我先前并未有意识地去觉察这些内容。因而我可以通过这个案例来说明，这段时间内我的理论视角所发生的变化对我认识Z先生的精神病理学有着决定性的影响，也让我能够从主要考虑病人利益的角度给他提供机会以确定他人格的一些部分，而这些部分是在他的治疗的第一阶段没有触及过的。临床资料Z先生在二十五岁左右时来我这里预约做精神分析治疗，他那时在读研究生，是一个长相英俊、身材结实、肌肉发达的男子。他脸色苍白，敏感而有些神经质，那是一张兼具梦想家和思想家特质的脸，与他的运动员一般的外表形成鲜明的对照。他语气温和，说话时经常迟疑不决。Z先生和他寡居的母亲住在一起，经济条件很宽裕，因为他父亲生前不仅是一个很成功的商务主管，而且自己还继承了一笔可观的财产。四年前他父亲去世，Z先生是唯一的孩子。起初，Z先生谈到自己的困扰时相当模糊。他主诉有很多轻微的身体症状——心脏早博、手掌出汗、胃部充盈感、周期性的便秘或腹泻。他还提到他感觉在社交方面很孤单，因为他无法和女孩建立任何关系。尽管从他的学业分数和老师的反馈来看，他的学术工作做得很出色，但他认为自己的能力很差。他试着缓解自己孤独的方式是读书、看电影、看戏和听音乐会——他或者一个人去，或者和一个没有结婚的朋友一起去，这个朋友在和女性交往方面也有困难，他们从上高中时就关系密切。两个朋友经常由病人的母亲陪伴，这位母亲是一个有多种艺术趣味的女人（她画画、写诗）。我的印象是，不管有多少病理性和令人不满意的成分，这一直是一个聪明而英俊的年经人在他二十多岁时的生活模式，他在与他的母亲和朋友的关系中达成了一种平衡，这种平衡让他避免了面对他的抑制时所遇到的强烈的冲击，我很诧异那时是什么特殊的事件促使他来寻求治疗。后来我发现，有一件事打破了这个从防御的角度建立起来的三人平衡：在病人来看我之前几个月，他的朋友恋上了一个年纪很大的妇人。他不仅把病人排除在与这个妇人的关系之外——Z先生从未碰见过这个妇人，甚至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他还变得对和Z先生见面很冷淡。他不再参与有Z先生的母亲参加的社交和文化活动，尽管他确实还和他们两人都有电话联系。一开始，揭示Z先生的问题的细节这项工作进展得很缓慢，并且由于他的羞耻感而产生了强烈的阻抗——特别困难的是揭示出病人不仅经常手淫，而且手淫的幻想具有受虐的性质。在他的幻想中——他从来没有实施过——他顺从地被一个专横的女人驱使去做一些不体面的差事。他总是把被一个女人驱迫而实施性行为这样一个故事拉得很长，在此之后达到性高潮，他把这个女人想象得强壮、苛刻、贪得无厌。在射精那一刻，他往往体验到一种感觉，那就是不顾一切地竭力按照那个女人的要求去做，同样的，正如他所说，一匹马被迫去拉一辆装满货物的大车，这车的重量对它的力量来说是过于沉重了，马车夫的鞭子驱使着它使出最后一点点力气，或者就像罗马的苦役犯，在某次海战中被他们的监工挥动鞭子驱赶着往前冲。在第一阶段的分析中得到的起源学资料可以分成两组：来自Z先生的童年时期的材料；来自他青春期前和青春期早期的材料。Z先生无法记起他生活的最早期的情形，而来自外部和他的人格特质的证据都显示，可能他在一岁或一岁半那一段过得很幸福。但他母亲严重的人格扭曲可能根本上一直存在，这在后面会讨论到，当病人出生时她还很年轻，由于孩子还小，她与孩子的缠结与那个阶段还相适应，所以她与她的小宝宝的浓烈的关系造成了她的有益于健康的态度。无论如何，孩子显然是她的掌上明珠，父亲看来也很喜欢这个孩子——至少从如下情形可以看到这一点：这对年轻夫妇一起看婴儿书，拍快照和家庭电影。不管照片上的他是由母亲抱着还是偶尔由父亲抱着，他脸上的表情和大体上的行为举止都显示他似乎是一个幸福、健康的婴儿。尽管在第二阶段的分析中我们采取了颇为不同的角度去看待来自他童年的材料的意义，但可以料想，我们对他的最早期生活的印象一直没有改变：在Z先生的人格中有一个充满活力的内核，快乐而热情，富于进取心，这些部分从最早的时期就一直保留下来，尽管后来经历了一系列的扭曲。大约在病人三岁半时，发生了一连串意义深远的事件。Z先生的父亲患了重病，住院数月。父亲的病本身无疑是一个困扰。但更为重要的是，父亲在住院期间与一个照顾他的护士坠入爱河，病好之后他决定不回家，而是与这个护士一起生活。这段关系大约持续了一年半，在此期间，父亲很少关照他的家庭。他们没有离婚，据病人的母亲说，在病人五岁时，父亲和那个护士闹翻了，又重新回到家里。尽管从外表看，家庭以这种方式得以重建，但从那以后父母的婚姻无疑陷入了不幸。（在父亲生命的最后一年，当父亲生病期间，Z先生的母亲照顾他，父母之间稍稍恢复了一点情感。）在分析的第一年，最突出的主题是退行的母亲移情，这种移情当与病人的自恋相联系时尤其明显，也就是说，正如我们随后所看到的，移情中包含着非现实的、欺骗式的夸大，他要求精神分析情景应当复原那种独有的控制，达到那种由一个溺爱的母亲所给予的赞赏和特殊照顾的程度——我曾多次对病人面质这一点——在病人非常关键的童年阶段，在没有兄弟姐妹竞争的前俄狄浦斯期，在没有父亲竞争的俄狄浦斯期，母亲把全部的专注都倾注到病人身上。有很长一段时间，病人完全反对这些解释，并且有强烈的阻抗。他多次以狂怒来回击我——实际上，在最初一年半的分析中，他表现出的都是被狂怒主导的状态。这些攻击或者是对我所做的涉及他的自恋要求和他的傲慢的“权力”感的回应，或者是由于像周末的中断这样一些不可避免的挫折，偶尔也有时间安排上被打乱，或者在我休假时特别明显。补充说一点，在我休假期间，病人会出现伴有疑病性先占观念的抑郁，并闪现过自杀念头。大约一年半之后，他有些突然地变得很平静，他坚持认为，他的愤怒是有理由的，出现这种情形的原因是我对他的理解明显增加了。我以赞同的口吻谈论这个变化，并说针对他的自恋妄想的修通工作现在奏效了，病人以友好而平静的方式拒绝了这个解释。他说，发生这种变化主要不是因为他身上发生了改变，而是因为我做的某些事情。他说，我的其中一个解释触到了他的无法满足的自恋需求，他用了这样一句话来表达：“当然，当一个人没有被给予他认为他所应当得到的东西的时候，那时很痛苦的。”我那时并不理解我的谈论有怎样的意义——至少并未有意识地去弄清楚——我继续相信病人正在放弃他的自恋要求，他的狂怒和抑郁状态的减少是由于针对他的自恋的修通过程累加的结果。我对自己说，为了保留病人认为是引起他改变的那个部分，我最近以不会招致反对的和无意义的言辞提出了一个解释。我记得我甚至考虑过向病人指出，为了否认我的解释的有效性，他亮出了一道作为最后防线的阻抗，目的是抗拒完全接受他的自恋要求的妄想的性质。但幸运的是——正如我在回顾案例治疗的过程中所看到的——我决定不这样进行，因为我不想干扰分析进程，治疗现在看来正在一些新的方面取得进展并在推进，我那时认为，推进的方向是他的精神病理的核心区域。从那时起，以下内容成了分析治疗的中心：一方面是移情现象和各种记忆，正如我随后看到的，这些移情和记忆涉及到他在婴儿性欲和攻击方面的病理冲突——他的俄狄浦斯情结、阉割焦虑、童年期的手淫、对有阴茎的女人的幻想，尤其是他对原始场景的先占观念——另一方面，据他自己说，从十一岁开始，他卷入过一段同性恋关系，持续了大约两年时间，对方是一个三十岁的中学教师，他那时被父母送去参加一个夏令营，这个教师正好是夏令营的辅导员和副主管。对上面说到的第一个方面我觉得需要在这里做一点进一步的解释，因为这些情形完全与经典精神分析的见解相吻合。我看到，病人的主要阻抗是他的防御性的自恋和否认机制。我试图向他说明，从很早以前他就一直否认这样一个事实：在病人只有四岁半或五岁时，他父亲实际上已经回到家里，他坚持认为——如同在移情中发生的一样——他没有一个俄狄浦斯期的竞争者，在前俄狄浦斯期完全占有他的母亲直到他父亲回来，这不过是一个妄想。换句话说，对防御性自恋的持续做了解释，这个防御保护他免受觉察到他有一个在性方面占有他的母亲的有力的竞争者的痛苦，也让他免遭阉割焦虑的折磨，因为觉察到自己与竞争者的对抗和敌意冲动会令他无处藏身。作为对这些解释的反应，记忆中浮现出了两个部分的内容：一个部分——最先在梦中呈现——是有关他对父母性交的观察，另一个部分提示了他童年期的手淫和与之相伴随的一系列详尽的幻想。这里我要加上一个数年后在Z先生的第二阶段的分析中变得很清楚的事实，童年期的手淫并没有在潜伏期有所减少，只是在他与辅导员的那一段关系期间暂时停止了，在那以后又继续。与手淫相伴随的幻想实际上从童年期到成年期一直没有改变——尽管具体内容有所不同。这些幻想在第一阶段的分析的后半部分消失了。从大约五岁到八岁这个阶段，Z先生确实亲眼目睹了他父母的性交场面，那个阶段他有一个单独的房间。在他父亲回到家里之前，他睡在他父亲的床上，挨着他母亲。他父亲回来后，父母的卧室里搬进了一只长沙发，摆放的位置与父母的床脚十字交叉，这种摆放方式显然是要做成很高的床脚护板，让他不立起身就看不到父母，但摆放得如此接近，父母的床榻的震动当然会传到沙发上。我们讨论了很多关于这些经验必然会对他造成的影响：吓人的声响、令人不安的性刺激。我们特别集中地讨论了这样一个事实：他记得在他的父母之间经常爆发剧烈的争吵，这个孩子亲眼目睹和记忆犹新的原始场景在他的许多按时间顺序的联想中浮现出来，让他得出这样一种重构：他所经历的性交不像是做受，而像是一场战斗。就他记忆所及，他自己的性活动，也就是童年期的手淫，大约开始于他父亲回来的时候，强度不断增加，在他有了自己的房间之后仍在继续。在他所记起的情形中，他童年期手淫幻想的内容是受虐型的。我们无法重新找到具有男人般自信的竞争内容的任何线索，由此可以说，这些幻想构成了一种防御性的退缩，其促成因素是阉割焦虑。从退行和固着的互补序列来看（弗洛伊德，，p.），手淫行为似乎是属于前俄狄浦斯期和生殖器前期的固着（伴有口腔期和肛门期驱力元素的混合物以及占优势的被动性），但不走向退行。因为尽管根据他的记忆，手淫行为大约开始于他父亲回来的前后，但其内容却是从前俄狄浦斯期和前生殖器期就开始了，那个时期他一直单独占有他的母亲。具体来说，只要他重温那些记忆，手淫的幻想总是或多或少地广泛从《汤姆叔叔的小屋》一书中获取题材，在Z先生的童年早期，他的母亲曾很多次把这本书读给他听，有时是在上床睡觉的时间，有时是在他生病的时候。在他五到十一岁期间出现的始终不变的幻想中，他想象自己是一个奴隶，被女人出卖，供女人驱使，像一只牲口，像一个没有主动性、没有自己意愿的物品。他被使得团团转，受到极其严厉的对待，他必须照管他的女主人的粪便和尿液——说得明白一点，他经常重复的幻想是女人把尿拉到他的嘴里，也就是说，她迫使他作为一个象抽水马桶那样没有生命的容器来伺候她。在我所做的解释性重建的努力中，我从两个方面推进：我试着让自己着眼于前生殖器期固着的要素，把它们视为与婴儿性欲相关的部分，这一部分与前俄狄浦斯期母亲密切关联，在这一点上我或多或少取得了成功；随着治疗的进展，我试着去弄清并对他解释他附着于前俄狄浦斯期驱力目标的动机——或者是退行到这些目标上——也就是说，他害怕采取与父亲面对面竞争的姿态，这使得他退回到较早的发展水平上，或者，至少是阉割焦虑妨碍了他重要的往前发展的进程。总体来说，我处理Z先生的在精神分析中被动员起来的心理病理的方法与经典精神分析理论完全吻合。尤其是他的受虐倾向，我解释为是他的前俄狄浦斯期的占有母亲的内疚感和他潜意识的俄狄浦斯期竞争的性欲化。我认为，通过创造一个刚愎自用的阴茎母亲的形象，他在两个方面对抗自己的阉割焦虑。经由否认人类没有阴茎的幻想，也就是说这些人丧失了他们的阴茎，经由断定他的母亲比父亲更强有力，也就是说，不需要害怕父亲成为一个阉割者，他的母亲可以有效地保护他免受父亲的伤害，因为母亲拥有一个比父亲更强有力的阴茎，比父亲更强大。当然，我们也需要探索Z先生在青春期前那段时间的同性恋关系。尽管病人从治疗一开始就断断续续地谈到这段关系，但关于这个主题的记忆却在后来的分析中特别突出。他把那几年描述为极其幸福的时光——很可能是他生命中最幸福的时光，或许他早年没有任何冲突地占有母亲的那一段是个例外。与辅导员的那段关系确实是非常愉快的。尽管他们之间只偶尔有不加掩饰的性接触——起初主要是亲吻和拥抱，后来也有裸体的亲昵并手和嘴唇相互温柔地抚弄生殖器——他坚持说性活动不是主要的：那是一种充满深情的关系。这个男孩把他的朋友理想化。夏天，在营地里，他非常钦佩这个同伴，不仅因为对方是一个野外活动的专家，教给他各种技能，而且还是一个精神导师，灌输给男孩他自己深切的，几乎是宗教般的对大自然的爱。后来，当他们回到城里并继续保持接触时，男孩对同伴的钦佩依然如故，但转到了对方的道德、人生观、知识和对文学、音乐的热爱方面。大体上说，我那时的印象是，那段关系在最深的层面上蕴含着前俄狄浦斯期的、性前期的与理想化母亲的关系的再度激活，尤其是考虑到这样一个事实：这段时间是男孩在他的生活中第一次公开地在情感上完全远离他的母亲。与辅导员的友谊结束于Z先生临近青春期的时候，那时他开始变声，长出胡须和体毛，生殖器开始成熟。他们最后几个月的关系显然是最糟的。青春期变化的迅速推进看来抽掉了他们的友谊的心理基础——至少我们从未发现任何这段关系结束的其他原因。他们之间的情感连接断裂了，与此同时——也是头一次——出现了粗野的性行为。有一次辅导员试图插入男孩的肛门（这个尝试失败了），另一次——第一次同时也是在他们两年的关系中唯一的一次——当男孩抚弄辅导员的阴茎时他射精了。这些事件发生不久之后他们就中止了见面。Z先生对他的朋友没有感到不满，在分析期间无论什么时候提起他，Z先生的言辞都充满温情。他觉得他们之间一直维系着一种真诚的情感和互助的友谊。尽管在关系结束后他们几乎没有相互见过面，但他们从未完全中断联系，甚至直到现在还是如此。（补充一点，这个男人现在已经结婚，婚姻生活很幸福。他有几个孩子，在职业上也很成功。）在这两年相对幸福的孤立时光之后，Z先生的生活变得一团糟。青春期并没有让他真正对女孩子发生任何兴趣。他反倒是体验到一种越来越多的社会隔绝感，他渐渐地再次变得越来越粘着于他的母亲。而就我们在第一阶段的分析中所知道的，他的父亲对他来讲是一个疏远的形象。他的母亲热衷于她自己的社交生活，有一段时间——在Z先生依恋辅导员之前——与另一个男人关系暧昧，这个男人是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已婚，补充一点，Z先生的父亲对此显然并不反对。从他的同性恋关系结束直到现在，病人在性生活方面一直沉醉于频繁的手淫，并且伴随着与一个女人的受虐关系的幻想。这些幻想不包含同性恋的元素。实际上，尽管我确实注意到同性恋倾向的可能性，但除开接近治疗结束时的一个焦虑的梦之外，我没有发现Z先生有任何通常的同性恋倾向，也就有发现通常那些涉及到同性恋态度的防御姿态，在第一阶段和第二阶段的分析中都是如此。简单来说，在第一阶段中获得的在症状和行为方面的结果是：Z先生沉湎于受虐的倾向在分析的后半年逐渐消失，治疗结束时几乎全部没有了。而且，他迈出了成长的决定性一步：从母亲的住宅搬出来，住进了他自己的一套房子。最后，他不仅开始约会，而且在性方面也有了一些积极的姿态，与几个女孩子建立了与他的年龄、文化背景和教育水平相符合的关系。在分析的最后一年，他当时正在做一个研究项目，开始与一位职业女性过从甚密，这位女性比他大一岁的样子，他向她咨询一些属于自己研究项目内但却超出他知识范围的问题。他主动追求她，与她有过满意的性关系，并考虑和她结婚，尽管直到分析结束时他还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决定。对我来说，评估治疗效果比看到这些改善更为重要，但很明显的是，我觉得这些改善是Z先生的核心冲突被激活并得到修通的直接结果。在分析的早期阶段，他的夸大和自恋的要求得以呈现并被修通，这既表现在他对前俄狄浦斯期母亲持续的固着上，也表现在他专注于防御俄狄浦斯期的竞争和阉割恐惧上。这些部分当然不是突然消失的，而是发生的频度和强度减少了。对我来说，更有意义的是一个标识着分析过程真正结束的事实，它被置于病人优先处理的内容之前。Z先生逐渐减少了他对前俄狄浦斯期母亲的依恋的联想，与此同步，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他的俄狄浦斯冲突被激活了。无论如何，我渐渐确定而坚决地拒绝了他在分析的最后几年间重新激活他的自恋的态度、期望和要求，拒绝的方式是告诉病人，这些状态都是阻抗，目的是不去面对涉及到男性阳刚气质和与男人竞争的更深、更强烈的恐惧。病人实际上对我这一面的坚持而强硬的工作态度做出了顺从的回应：自恋的特征淡出了视野，病人的要求和期待变得更现实了，他在自己的职业规划活动和与女性的关系中变得越来越果断。在移情方面，他谈到了对我的攻击性的观念，表达了对我的私生活的好奇，包括我的性生活。在看到他的治疗进展的同时，我也相信他有一些最深的冲突，这些冲突的一个最有意义的标志是他在结束治疗前大约半年时所做的一个梦。在这个梦中——他的联想清楚地指向他父亲重返家庭的时间——他在一所房子里，站在一扇门的内侧，门砰地一声打开了。父亲站在门外，带着大大小小装满礼物的包裹，等着进来。病人感到十分害怕，他试图关上门，把父亲挡在外面。我们针对这个梦做了大量的工作，他有很多关于当前体验（包括移情）和过去的联想。我们的结论是，这个梦涉及到他对父亲的矛盾态度。出于我已经形成的对他的人格和病理学的总体建构框架，我在解释和重构中特别强调他对重返家庭的父亲的敌意、他的阉割恐惧、他与一个强壮的成年男人面对面的情境；另外，我也指出他从竞争和男性阳刚气质中回撤的倾向，要么退回到古老的对母亲的前俄狄浦斯期的依恋，要么退回到防御性地指向父亲的顺从和被动的同性恋的态度中。这些重构看上去完全言之成理，没有任何瑕疵，它们完全符合如下信条：展开被分析者的冲突，最终通过实施得当的分析让这些冲突得以解决——那时这些信条在我身上根深蒂固，几乎是我内心视为理所当然的指导我的治疗工作的准则——我毫不怀疑Z先生的巨大改善确实是基于一种结构的变化，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是把先前的潜意识冲突带入意识的结果。从我所受训理解到的弗洛伊德描述的构造的角度看，一切似乎都理所当然。我们触及到了俄狄浦斯冲突，先前潜意识的指向俄狄浦斯父亲的矛盾情感走到了前台，这里面有一些预料中的通过退行来逃避的尝试，同时伴随着前俄狄浦斯冲突的加剧，最终会有一个提前到来的朝向分析师和与分析师的关系的哀悼期，在走向真正的结束的过程中减弱下来，紧接着是解除信任和合作关系。这一切看来都顺理成章，因为有确实的迹象表明，病人的紊乱的所有本质的方面都有所改善。在那个时候存在的问题比起看上去做得无懈可击的部分来更难描述。但我相信，尽管病人和我都必定在前意识里知道这个问题，我们却没有去承认和面对结束阶段的一个决定性的要点。坦率地说，这里面的问题在于，与我们所处理过的显著的内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一个方面例外），在整个结束阶段，情感方面的工作肤浅而乏味——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病人不是强迫人格，没有把他的观念和情感分裂来的倾向。相反，他总是能体验到并表达强烈的情感。他反复体验到极强烈的羞愧和狂怒，并且对于自尊的挫折和伤害感受到深深的困扰；当做出就和获得成功提升让他的自尊得以提升时，他也会带着胜利的喜悦做出热烈的反应。具体的对比是：在结束治疗阶段，没有什么东西——包括他对真实生活的体验和他对分析访谈的体验——达到了他在分析的早期阶段所达到的情感深度，在那样一种深度情感中，他谈到了对前俄狄浦斯期母亲的理想化和对辅导员的钦佩。仅有的有深度的情感涉及到与分析师的分离，他最终接受了必须终止分析关系这一事实，这个接受过程看来是艰难而真诚的。分析结束时我们友好地握手告别，他表达了对我的感激，我对他未来的生活表达良好的祝愿，那之后的大约五年时间，我与Z先生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我们的末次访谈之后大约过了三周时间，他写了一封短信来，并附上他的最后一次治疗费。他在这封信中再次表达了他的感激，并说尽管结束我们的关系对他来说在情感上是很困难的，但他还是处理得很好了。他还提到，他已经决定不和那个上一年他约会的女人结婚，但他会在别处去留意。我有两次意外地碰见这个病人：一次是在剧院里，另一次是在音乐会上。每次他都和一个年轻女子在一起——每次都换一个——他把那个女子介绍给我认识，每次我们都会社交性地、简短而友好地聊上几句。从谈话中我得知他的一些情况，他在职业上做得很好，但并不过于活跃，没有表现出抑郁的情形。在终止分析治疗大约四年半之后，Z先生告诉我他再次遇到了麻烦，这让我很惊讶。他把自己的情形写在一张圣诞卡上，他寄这张卡给我是对我那时正在主持一间咨询室表示祝贺（我后来发现，他早在半年多以前就从报纸上的启事中知道了这个消息，但没有马上对我做任何表示）。他在结尾处说希望我假期过得愉快。看上去似乎是写完后才想起来的，他加上了一段重要的话，说他最近一直不太好，可能不久会和我联系。我对他的祝贺表示感谢，我告诉他，如果他仍然觉得需要的话，可以和我联系。此后不久他就做了一次预约。当他来见我时，我的第一印象是他处在紧绷的状态中。但他的谈话随意而坦然，他告诉我这几年中发生的事情，并解释了他现在来看我的原因。他的生活没有明显的变化。他仍然一个人住在自己的公寓里。他眼下没有跟任何一个女孩有来往，但前一段却有过一连串的恋爱事件。他在性方面总是能力很强——此前曾经有过的轻微的早泄没有造成任何严重的困难——但他逐渐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他投入的关系中情感总是很肤浅，尤其是他的性生活并没有给予他真正的满足。随后，他很快提到——显然是不合逻辑的，我推想这标示出一种潜在的因果关系——先前沉湎于手淫并伴有受虐幻想的情形没有再出现过，虽然表面上看，他在自己的职业方面做得很出色，但他并不能享受他的工作，而是感到那就像是一种例行公事，一种负担，一种打杂的活儿。我还记得，基于他把自己的性受虐没有再反复与对他的工作的不堪重负放在一起并列讲述，我马上推测，与我所期望的结果相反，第一次分析并没有通过结构的改变达到治愈他的受虐倾向的目标，这些倾向只是被压制下去，现在总体上转到了他的工作和生活当中。我要补充说明，这个印象在第二次分析过程中从我们所获得的材料上得到了充分的证实。他随后告诉我，受虐幻想实际上从来没有完全消失，他经常在与他的女友性交的过程中激活这些幻想。他说，他这样做是为了对抗早泄，以获得更强烈的性体验。最后，在此前的几个月中，当他与新近的一个女友分手后，他变得害怕不断增加的社交隔离感，特别是——他的反应就像先前的成瘾者害怕再次屈从于自己的毒瘾一样——害怕他迄今为止一直抵抗的诱惑：买色情书籍、带着受虐幻想手淫。尽管我误解了这个因素在Z先生那时候重新回到治疗中的意义，但我模糊地认识到，在最初的两次访谈中他向我提供了最重要的信息，那是关于Z先生的母亲的情况，他的母亲在五十五岁左右，也就是大约一年半以前，经历了一次严重的人格改变。Z先生离开她搬出来（大约五年前）以后，她变得越来越与世隔绝，几乎足不出户，大约两年前，她出现了明显的受限制偏执妄想。我立刻感到很疑惑，Z先生母亲的严重的情结紊乱在某些方面会不会与Z先生情况恶化并来求助于我有关。他是否面对着一个从童年时代起就一直没有放弃的爱的客体的丧失？抑或他对抛弃母亲并导致她因此患病而感到内疚？他自己考虑过这些可能性，他实际上意识到了自己有某些丧失感和内疚感。但他没有认识到——我们在第二次分析过程中达成了这个出人意料的领悟——看起来自相矛盾的是，他母亲的严重的情绪紊乱并不是一个把他拖回到先前的疾病中的有害的力量，而是把他推向健康的有益的促动，这一点会在后面解释。尽管Z先生立刻明确表示要求做进一步的分析，但对我来说，在那个时候开始和他工作还是很困难。因为就像他在第二次访谈中所说的，在第一次和我谈过之后他感觉好多了——实际上，从外表和行为举止上看起来那是很明显的：他的脸部一直紧绷并且脸色苍白，现在他面部放松而且气色回转；他昂首挺胸，所有动作都充满活力；他的言谈更加轻快活泼——他毫不犹豫地接受了我的建议，我们把开始进一步的分析的时间推迟半年。他也同意我的建议，如果他觉得需要一个预约，我会不时地与他见面。事实上，Z先生在最初见面之后并没有做任何预约，但有一次，那是在等待期间过了一半的时候，他写信给我，确认他希望我们会按照设定的日期开始再次分析，同时他说，他现在做得很好。这里我要补充一点，我猜想，他再次见到我之后健康状况的不断改善，是他已经建立起来的移情的一个方面，我怀疑他的改善是不是与他较早期生活中体验到的良好状态相似，那个时候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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